亚新体育全站5月1日起，沪深北交易所正式实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下称《指引》）。

　　参照《指引》要求，目前被强制要求披露ESG年度报告（或称“可持续发展报告”，除特别注明，以下统称“ESG年报”）的公司有约457家，它们最晚应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ESG报告。

　　好消息是，不必等到2026年，这四百多家企业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85%披露了2023年ESG年报。

　　还有更好的消息：A股的5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去年披露了2022年ESG报告的超过1800家，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不出意料的话，这一数字在今年还会增加。甚至，像华为这样的非上市公司，也已经连续多年披露ESG年报。

　　但数量不等于质量。坏消息是，看似主动的背后，实则有许多企业将ESG当作营销手段。一本本ESG年报成了广告宣传册，甚至还有“虚假广告”，这在业界饱受诟病。

　　广告宣传面向公众，但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曾告诉笔者：“ESG报告首要的读者应该是投资者。”

　　上月底，证监会上市司相关负责人公开指出：对于多数上市公司而言，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不是强制披露的，但不代表可以随意披露；公司不能将公告作为“广告”，把ESG披露作为品牌营销的手段，借由ESG的“外衣”过度包装，提供不准确的信息误导投资者。

　　惠誉常青ESG研究组联席董事贾菁薇则认为，低质量的披露也不利于企业通过ESG提升自身价值，从而获得更有益的融资渠道。

　　与投资者交流探讨，也供企业借鉴，虎嗅ESG组梳理了几家企业ESG年报，通过案例展示了几种惯用包装手段，包括：虚构事实、隐瞒重要事实或数据、偷换概念、回避重要舆情、罗列无关紧要的优点。

　　虎嗅ESG组曾在《那些困扰着所有人的、暗戳戳的“就业歧视”》一文中提到，多数企业会在ESG年报中大书“就业平等”“反歧视”，但有些企业在实践中——比如官网招聘广告中，列出诸如“35岁以下”之类的歧视性条款。

　　这或许是仅靠常识就能理解的造假。但有些谎言，需要公众对某个专业领域有所关注才能分辨。

　　例如美团（03690）的环保措施，企业在其2022年ESG报告中写道：“公司持续提升全生物降解购物袋、无纺布购物袋、环保纸袋等环保材质包装袋在公司各业务线的投入，采购金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

　　无纺布基本由化纤制作，成分与普通塑料大同小异。仅因国际标准分类法将无纺布划为“布”，而非“塑料”，故给人以环保印象。但本质上，其主要是塑料粒子被加工后，喷丝压制而成的“布”。

　　由于无纺布购物袋耗材更多，其危害高于塑料袋。据《中国环境报》等媒体援引的专家说法，如果无纺布袋只使用一次，单个无纺布袋的能耗达到一次性塑料袋的17.8倍，排放则为16.7倍。如果想让无纺布袋和普通塑料袋一样“环保”，需要重复使用十次以上，但有机构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很罕见。反而是普通塑料袋，如果稍作宣传，重复使用一两次可能更容易实现。

　　2020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在其第三条“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六）款中明确：“在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可见，从政策上说，无纺布袋也不属于塑料袋的替代产品。

　　反腐败是G（企业治理）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但对于容易触发贪腐警报的很多企业，这成了它们重点隐瞒的信息。

　　贵州茅台（600519）2021年ESG报告记载，他们“积极建立反贿赂管理体系，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制定完善商业贿赂工作的管理办法或细则……将反腐败和反贿赂的控制措施有效地嵌入公司业务活动和流程……细化防范举措60余条……以茅台廉政教育馆为载体开展警示教育7156人次……推动反腐败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事实是：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任职于茅台集团的高卫东，在2022年12月被官宣落马。其罪行包括利用担任茅台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短期内两任一把手落马（还有此前落马的董事长袁仁国），并牵出企业贪腐窝案（落马的还有其他一众中高管），理应是茅台最应重视的ESG议题。但其在2021年、2022年ESG报告中只字不提，表明茅台集团要么不够重视，要么对投资者有所隐瞒。

　　值得一提的是，高卫东落马可以说是贵州省纪委监察委的功劳，茅台集团几乎无所作为。这表明，企业反腐机制存在重大漏洞，弱化了ESG年报所载反腐章节的公信力。

　　其2021年ESG报告记载，当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3.39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79.89吨；2022年ESG报告则记载，二氧化硫排放量4.36吨，氮氧化物排放量77.56吨。尽管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但体现了企业的诚实。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产品能耗强度的介绍。2021年，茅台生产年度单位产品综合能耗1630.83千克标煤/千升。到了2022年，计算方式就成了综合能耗与万元营收之比：0.01吨标煤/万元。由于茅台酒价格漂浮不定，无法通过对比两年数据来了解节能进展——更换计算方式，变相隐藏了节能信息。

　　等到2023年ESG报告出炉，综合能耗强度又成了吨标煤/百万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与2022年的“营收”是否为同一事物呢？如果不是，茅台就再次变相隐瞒了数据；如果是，则有更令人费解的事情——根据2023年报告，其综合能耗强度为1.80吨标煤/百万工业总产值，也就是0.018吨标煤/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强度高于2022年数据，但报告却表示强度下降了15.89%。

　　“2022年，超过624万名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这段线年社会责任报告——除了ESG年报，该公司还专门在官网的“投资者关系”中展示了社会责任报告。

　　采用“获得收入”这样的表述，美团并没有说谎，但乍一看，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美团创造了海量就业。实际上，这些就业与美团没有直接关联，几乎都是人力资源外包商在创造。

　　当然，确实有显而易见的间接关联。但美团想要获得这份荣誉，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质疑——骑手，尤其是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骑手，他们是否享受了应有的社保福利？如果没有，这几百万个就业岗位，就是几百万次对劳动者权益的冒犯。

　　事实上，骑手被困在系统里早已被人诟病，并不断出现新舆情。就在今年1月15日，上观新闻发布了调查文章《外卖平台给骑手大量规划“逆行”送餐路线！是为压缩配送时间少给配送费？》，美团又是主角之一——对骑手和行人都不负责。

　　从ESG角度讲，美团并非不清楚其一级供应商的重要性，其2022年ESG报告显示：“我们的平台需要大量配送骑手协助完成配送服务。关注配送骑手的安全及权益保护，是我们供应链社会风险管理及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环节。”

　　但其供应链管理有浮于表面之嫌，例如，要求供应商对骑手进行所谓“安全培训”。笔者在北京街头随机攀谈骑手，发现很多培训几乎是照本宣科，甚至把责任推向骑手，仿佛说：“我们已经把安全的重要性通知你们了，出了事是你们自己安全意识不够。”

　　有外卖骑手认为，最大的安全隐患是派送时间太短，而不是安全意识不够。“我们当然想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摆在第一位，但工作节奏经常让我们忘记安全。时间是按照逆行路线规划的，安全意识还能怎么发挥作用？”

　　舆情管理本身就是G的子议题，且正负面舆情数量，会影响人们对于企业ESG表现的评价。某评级机构告诉虎嗅ESG组，舆情表现是他们给企业打分的依据之一。前不久的“百度璩静”事件中，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向虎嗅展示了他们抓取相关新闻的列表。

　　例如在2023年，“孟羽童离职”“周鸿祎离异”等事件均引发舆情，登榜微博等各大媒体热搜、热榜，但格力电器（000651）和三六零（601360）的ESG年报中均只字未提。

　　2023年12月15日，#孟羽童个人简历是前500强董事长秘书#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图为孟羽童的小红书社交账号亚新体育官方网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孟羽童离职”对于格力电器而言，不仅关于“员工关系”等议题，也不仅是舆情，更是直接影响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问题——管制架构。

　　加之此后“王自如工资条”引发的舆情，不禁让人质疑格力的办公室文化和董明珠——企业管理权是否过度集中，一把手权力是否缺少监督？

　　格力是否应该在ESG年报中思考或回应投资者关切？或许有人认为，企业被媒体报道并不罕见，都载入ESG年报并不现实。

　　但是，成为全民话题的重大舆情并不常见，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全年往往只有三五个，如果体现在报告中，不需要占用太大篇幅——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华而不实的案例充满了ESG年报的角落，即使砍掉一半篇幅也不足为过。

　　2019年，美国环保营销组织 TerraChoice 发表了引起广泛关注的《漂绿七宗罪》，其中一项是无关紧要罪（Sin of Irrelevance）。比如，洗衣粉企业宣称其产品不含磷，但这种宣传或披露既无必要也不相关，因为法律早已明令禁止洗衣粉添加磷。

　　有国内知名评级机构业务总监告诉虎嗅，这些无足轻重的漂亮案例，并不会引起机构和投资者关注。

　　对于格力而言，相比回应“孟羽童离职”，投资者很可能不会太在意被载入ESG年报的“格力电器旗袍专班正式结课：岁月从不败美人”等案例。

　　又比如茅台，其2021年ESG报告记载了“青清赤水”巡河行一事，青年志愿者们全年巡护了7次，总里程约20公里。那么一年总共捡了多少垃圾？答案是64公斤——这样的成就不提也罢。

　　事实上，如果罗列关键性定量数据，效果会好得多——例如性别多样化方面，格力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超过22.22%，茅台更是超过了28.57%，尽管与理想比例尚有差距，但优于大多数国内企业——这可以避免大量油墨被用于印刷说服力有限的定性故事，即便他们常自称“报告采用环保油墨以减少空气污染”。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主任施涵、西交利物浦大学产金融合学院副教授张云路等学者都曾告诉笔者：ESG的成功实施，G是核心，所以要从企业ESG年报中审视其ESG治理架构。

　　施涵举例指出：“需要关注公司是否明确指定ESG最终责任人，以及其薪酬是否与公司ESG关键绩效指标直接挂钩。”

　　在ESG年报中披露这点并不难——除非，这家企业没有真正的ESG最终责任人。

　　没有责任人，这一现象很可能不罕见。一家位列中国互联网企业TOP10的公司，至少已经连续5年公布了ESG年报，看似遥遥领先，但内部人士透露，这家雇员众多的大型企业竟然没有专设的ESG负责部门——其年报是在发布之前临时组成工作小组，向各业务部门征集素材拼凑而成。

　　如果品牌营销部门过多参与了ESG年报撰写，就不得不令人生疑：究竟是ESG实践，还是在搞ESG营销？

　　前述证监会上市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有不少案例因环境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被证监会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证监会将不断提升监管能力，持续加强监管。

　　惠誉常青ESG研究组联席董事贾菁薇预测，随着企业披露能力逐渐提升，监管层在定量披露的要求上也会逐渐严格。“新的《指引》明确设立了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下的具体披露项目和可以参考的技术和内容指标，如二氧化碳排放量、CCER使用情况、污染物排放总量、能源使用强度或总耗量等，上市公司在披露过程中需要遵循《指引》的要求进行详细披露。 ”